利维坦按：
我非常理解本文作者的那种对孩子的“负疚感”，这种看似来自天性的感受，其实更多的是后天文化构建的产物：父母为了孩子应该牺牲自我，无私地奉献，有了这种默认的前置条件，似乎日常琐碎的细节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父母的失职。
但事实是，父母也会犯错，他们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当然不是在为作为照顾者的身份做什么辩护，而是要让照顾者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局限，并且勇于、也乐于承认那些在生活中犯下的错误。
作为年轻孩子的父母，在我遇到的诸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便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做得够好吗？有很多人基于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和进化历史的专长，热衷于提供意见和建议。有些信息确实有用，但都没有给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一个关于“好”父母意味着什么的宏观视野，或者我到底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
照顾不仅是实践性的，还是心理、伦理和精神上的工作。然而，育儿似乎以一种显著的方式缺失了：宗教、经典小说、哲学，甚至经济学，长期以来都将育儿的智力和情感工作当作人类故事中的注脚，而非主要情节。我渴望有一套思想体系，把育儿当作值得严肃探讨的课题，并将关爱视为我们道德关怀的核心。我想要为我每天经历的顿悟和困惑找到一个背景。所以，我开始寻找。
最终，我找到了一个被称为“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的哲学分支。
老实说，在成为父母之前，我对哲学并没有多大兴趣。我之前接触哲学的经历仅限于几周的哲学入门课程，期间讨论的都是像“电车难题”这种天马行空的理论问题。我那时想，设想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做什么，这对我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困境又有什么帮助呢？
但关怀伦理让我对哲学产生了一些兴趣。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包括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严谨而深刻地对待。关怀伦理学家花费时间思考诸如关爱他人的本质，以及这种关爱如何让人们成为“好人”，或过上他们所认为的“良好生活”的能力。
关怀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电车难题”的哲学。抽象场景往往聚焦于某一时刻。关怀伦理学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道德问题，就像人际关系一样。而且它并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涉及配偶或孩子的道德决策，可能会与他们对朋友或陌生人做出的决策有所不同。
波特兰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关怀伦理学家莫里斯·哈明顿（Maurice Hamington）告诉我：“关怀中有很多灰色地带。关怀是草率的、含混的，你会弄脏自己的手，而且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不断地去协调。”这很可能是哲学家们历史上避开这个话题的原因之一，“这不是那种你能印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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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关怀伦理学家常指出的那样，当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寻找真正重要的事情和真正的自我时，他们给予和得到的关怀几乎总是会成为最关注的焦点。然而，哲学对于道德的探讨长期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思想家们反而专注于根据独立个体（两个本质上平等的人）之间的互动来定义对错。
事实上，人的大部分生活是在依赖关系中度过的：我们从作为依赖父母的孩子开始，成长为照顾自己孩子的成年人，接着可能照顾父母或其他成人，随后在年老时再次需要被照顾。虽然不总是按这个顺序，也不一定要经历所有步骤。但真正的独立是个例外，而非常态。
关怀伦理学家致力于探究人类的需求、情感和身体的脆弱性。该领域的研究始于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她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质疑那些认为女孩的道德发展不如男孩的研究。吉利根的研究发表在她1982年出版的《不同的声音：心理理论与女性发展》（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一书中。
她发现，女性/女孩并非像早期思想家所说的那样缺乏应对道德问题的能力，而是她们对判断是非对错有不同的方式。在解决道德困境时，女孩倾向于在考虑重大道德理想和美德的同时考虑人际关系的细节。例如，女孩可能更愿意撒谎来保护她关心的人，而男孩更可能会坚持说出真相，无论个人后果如何，因为他认为诚实是一种道德原则。
受吉利根工作的启发，一些哲学家（大多数是女性）开始思考关怀关系在他们自己学科中的缺席——这一领域恰恰长期被男性所主导。第一批探讨人际关怀道德动态的书之一是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1984年的作品《关怀：一种关系伦理与道德教育的方式》（Caring: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作为10个孩子的母亲，诺丁斯自称“无可救药的家庭主妇”，40多岁才开始她的哲学职业生涯。她写道，我们在童年得到的关怀是我们想要成为善良之人的基础，而这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这与当初哲学家的冷静、客观推理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中的许多人认为情感关系和家庭生活是清晰道德思考的障碍。
如今，关怀伦理正处于哈明顿所描述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通过各种视角研究关怀，包括人际关系、政治以及两者交汇的领域。这一发展正值关键时刻，美国的政治家们，包括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蒂姆·沃尔兹（Tim Walz）和J.D.万斯（J.D.Vance），不仅在讨论如何最好地支持父母和其他照顾者，还在谈论他们的关怀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品格和领导国家的能力。
最近将关怀融入日常思考的一个尝试是“关怀的社会科学”项目（the Social Science of Caregiving）。该项目由斯坦福大学主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发起，集合了经济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关怀的本质[1]。
戈普尼克告诉我，这是一个“时机已到的课题”。她说，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思考政府政策和文化是如何基于人们独立的假设，并重新设想一种承认依赖普遍性的社会契约。
美国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持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反映这种普遍性的结构。我从关怀伦理学家那里学到，当一个国家真正支持父母和照顾者，并将关怀视为核心价值时，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休息和经济资源形式的救济，还增加了人们通过照顾他人的经历而成长的可能性——他们可能会看到关怀，无论是给予还是接受，作为“良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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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越来越多地将“关怀”置于道德考量的中心，我开始认为它是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话题值得我和最聪明的朋友在晚宴上谈论。许多我交谈过的哲学家也有同感。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关爱伦理学家会认为养育子女和其他照护必然会让我们成为更好、更开明的人。但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相信，如果伴随着自我觉察和好奇心，这确实能够带来实质性的成长。
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学会应对脆弱——这是关怀伦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其他哲学圈子里，很少讨论脆弱性，”休斯顿大学政治哲学家丹尼尔·恩格斯特（Daniel Engster）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们受伤或感到软弱让我们脱离了抽象的范畴，进入了人类关系中不可控制的复杂性：“在关怀伦理学中，脆弱性不是应该被回避或感到羞耻的事情。它是真正的道德概念。”如果关怀伦理学家必须提出一个类似汽车贴纸上的标语，它很可能会提到脆弱性。
一些关怀伦理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关怀对象的脆弱性。在这种观点下，我作为父母的主要道德责任便是密切关注我的孩子，努力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并相应地采取行动；我的个人想法和期望不应该强加给孩子。恩格斯特认为，父母和其他照顾者可以在确定孩子的需求中发挥作用，但这必须源于对孩子的深入接触和对他们是谁的好奇心。“我喜欢将良好的关怀比作一场舞蹈，领舞者可能对关怀应该去向何方、如何进行有一些想法，但必须始终对被照顾者的反应保持敏感，试着跟上他们的步伐。”
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些关于什么是良好关怀的愿景之外，还需了解什么不是良好的关怀。“关怀照顾不是利他主义，”哈明顿指出了关于育儿的一个最具破坏性的误解。对我来说，了解这一区别就像镜子上的雾被擦去，终于看清了作为父母的自己。当我将关怀从无私的范畴中移除时，我感觉摆脱了一种特定的“妈妈的内疚感”——这种内疚负罪感源于文化压力，迫使我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压抑自己的需求。
这种压力掩盖了良好关怀的一个最高目标，那就是为孩子树立榜样，教他们如何仔细倾听自己和他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兼伦理学家莎拉·克拉克·米勒（Sarah Clark Miller）告诉我：“如果我们自幼得到关爱，在我们需要帮助和感到脆时得到照顾，我们就会习得应对困难、放大美好的能力，并且通常能够成为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
在育儿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倾向于将父母视为不变因素，而孩子视为可变因素。孩子可以成长，而父母则被期待成为一成不变的稳固力量——这多么无趣啊。
关怀伦理学帮助我看到自己也是一个可变因素。因此，我不仅感觉从育儿清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更能将育儿的挑战视为充满意义的智力和情感体验。当我帮助我的孩子学会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时，我也在寻找赋予我自己生活意义的方法。
今天，如果有人要我定义什么是“好”的育儿方式，我想我会从恩格斯特的“舞蹈”之喻开始。成功不是满足一系列外部期望，也不是保持特定的情绪或Instagram上的认可。成功存在于混乱的交流中，接受我和孩子都会有理解和不理解、诉说与倾听、坚持和放弃的时刻。成功意味着，这场舞蹈是我一生中所要做的最艰难的工作之一，我不会总是做的很好，我会犯下很多错误。这也意味着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些错误——因为我也会有十分脆弱的一面。
换言之，关怀就是最重要的现实生活。理解这一点帮助我过上了我称之为良好生活的生活。
参考文献：
[1]casbs.stanford.edu/programs/social-science-careg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