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教中心：
18个月大的小朋友看到新来的老师，突然紧紧抓住妈妈的衣角，小脸涨得通红，放声大哭；
而同样18个月的另一位小朋友却摇摇晃晃走向新老师，好奇地伸手去摸老师衣服上的纽扣；
为何在生命之初，面对相同情境，相似的环境刺激，孩子们的反应模式就如此天差地别？
这个困扰了无数父母、教育者和心理学家几个世纪的难题，在20世纪下半叶，被一位敢于挑战权威的美国心理学家解答了，他就是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杰罗姆·凯根。他颠覆了当时盛行的“环境决定论”和“白板说”，将儿童气质——这种与生俱来的，奠定了孩子情绪与行为反应基石的生物性差异——置于科学研究的聚光灯下，彻底改变了我们理解孩子天性的方式。
在20世纪上半叶，“环境决定论”和“白板说”占据主流的统治地位。“环境决定论”认为外部环境因素是塑造个体行为、心理特征和发展结果的唯一或决定性力量。 它认为个体的差异和发展轨迹主要由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比如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经济状况、教育方式、经历的事件等决定。
“白板说”则认为，人出生时的心灵就像一块空白的石板，上面没有任何内容、观念或知识。儿童的发展差异几乎完全归因于他们后天的经历、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
这两种学说相辅相成，在当时学界以及教育界备受欢迎。这种学说赋予了教育者（父母、老师）极大的权力和责任，希望教育者通过环境的干预（如改变错误的养育方式、创伤经历、不良榜样）来解决孩子的问题行为。
在当时，遗传或先天禀赋的作用被极大地忽视或否定。
杰罗姆·凯根是那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人。1929年，杰罗姆·凯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一个普通的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正值经济大萧条最严峻的时期。他在《孩子的天性》书中提及，在高中求学期间，有些同学会因为他的犹太身份而贬低他，他觉得自己始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局外人。正是这些外部环境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和宗教差异相关的心理特征。
1954年，杰罗姆·凯根在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曾深入危地马拉的偏远印第安部落进行跨文化观察。在那里，他观察到一个令他震惊的现象：即使在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单调的养育环境下（相同的饮食、相似的照顾方式、非常有限的外界刺激），部落婴儿对陌生人、新异物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模式依然存在着显著且稳定的个体差异。
有些婴儿对新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接近行为，有些则明显回避、恐惧甚至哭闹。这个发现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外部环境既然如何相似，那么这些差异的根源必然深植于个体内部，很可能是生物性的、与生俱来的。 “气质”作为一个核心的生物学概念，开始在他脑海中清晰成形。他意识到，要真正理解儿童发展，必须将生物学基础与环境经验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交互研究，这也成为了他毕生学术事业的基石。
1964 年以后，他执教于哈佛大学心理系，后来曾任哈佛大学脑行为系的系主任。在哈佛期间，他致力于儿童气质类型的研究，尤其是 0－10 岁儿童发展的相关问题。他启动了一项堪称里程碑式的纵向研究项目。他招募了超过500名健康、足月的婴儿（约4个月大），设计了一套精妙而标准化的实验程序，旨在精确测量婴儿面对新异刺激时的生理和行为反应强度。
实验场景是这样的，婴儿被舒适地安置在母亲腿上。研究人员依次向婴儿呈现一系列适度但对其而言全新的、稍具挑战性的感官刺激，同时使用精密的仪器记录其多维度的反应，其中这些感官刺激包括：
- 视觉刺激： 突然出现色彩鲜艳、会旋转或移动的玩具
- 听觉刺激： 播放预先录制好的、不熟悉的、稍显突兀的声音
- 嗅觉刺激： 在婴儿鼻尖附近放一片浸有稀释酒精的棉片，因为酒精是一种大家普遍认为具有强烈刺激且非愉悦的气味。
- 组合刺激： 有时会组合呈现上述刺激以增加“新异感”。
凯根团队通过引入这些外部刺激，记录婴儿们的生理以及行为反应，具体包括：
行为反应：
- 面部表情变化（皱眉、咧嘴、哭）
- 肢体动作（手臂/腿的挥动、踢蹬、身体后仰/拱起）
- 发声（烦躁的哼唧、哭泣的强度与持续时间）
- 接近/回避行为（转头、伸手触摸、身体前倾或后缩）
生理反应：
- 心率：测试其对刺激的反应性及恢复基线速度的快慢
- 皮质醇：部分后期研究还测量了皮质醇水平的变化，主要用于测试其压力荷尔蒙
- 肌肉的紧张度
经过对海量数据的严谨分析，一个清晰的模式浮出水面。凯根团队识别出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气质类型：高反应性婴儿与低反应性婴儿。
15-20%参与实验的婴儿为高反应性婴儿，他们对刺激反应强烈且消极。表现为剧烈、高频次的哭闹，手臂和腿大幅度、无目的地挥舞或踢蹬，明显的痛苦面部表情，身体后仰试图远离刺激源，对新异事物表现出强烈的行为抑制，即回避、退缩。在面对外部刺激时，心率也会显著加速，且恢复到基线水平所需时间较长。代表压力水平的皮质醇指数上升也更明显。
高反应性婴儿的神经系统像高度敏感的警报系统，对微小的变化和不熟悉感都会拉响警报，引发强烈的“战斗或逃跑”生理反应，外在表现为明显的焦虑、恐惧和回避行为。
与之相对的是低反应性婴儿，在500名测试者中，占比35%-40%，低反应性婴儿对刺激反应平静且积极中性。可能只是短暂地注视或轻微转头，肢体动作很少、幅度小，面部表情平静或略带好奇的微笑，较少哭闹或只是短暂哼唧。他们更倾向于主动接近、探索新事物；在生理反应方面，他们心率变化轻微，能迅速恢复到基线水平，皮质醇反应也较弱。
低反应性婴儿的神经系统“阈值”较高，对相同强度的刺激感觉不那么强烈或威胁性低，因此能保持平静，更愿意探索未知。
由此，凯根得出了一个革命性宣言：
这些在生命最初四个月就清晰显现的、对相同标准化刺激反应的巨大个体差异，远早于父母的养育风格、家庭环境或文化规范能产生深刻影响的阶段。我们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反应性的差异是中枢神经系统先天特性的反映。 它不是‘胆小’或‘勇敢’的道德评价，而是孩子大脑与生俱来的工作方式——我们称之为‘气质’。
这一发现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彻底撼动了当时“孩子生来如同一张白纸，全由环境描绘”的主流观念，将“天性”的力量重新拉回发展心理学的舞台中央。
凯根的研究远不止于婴儿期的观察。他的团队对这批孩子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定期回访，观察孩子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如2岁、4岁、7岁、11岁、15岁等）面对新情境（如进入新教室、与陌生同伴互动、公开表演）的反应，并结合父母访谈、教师报告、行为观察和生理测量，描绘出气质如何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互作用，塑造出复杂多样的发展轨迹。
他们发现，婴儿期的高/低反应性特质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对孩子未来的特质也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大约三分之一（30-35%） 的高反应性婴儿，在7岁左右仍然表现出明显的行为抑制特质，在新环境中谨慎、沉默寡言、需要较长时间“预热”才能融入。低反应性婴儿则更可能成长为相对大胆、爱交际、乐于探索的儿童和青少年。
然而，连续性并非决定论。凯根追踪研究最振奋人心的发现是：超过一半的高反应性婴儿，在童年中期和青春期并未发展出严重的社交焦虑或行为抑制问题，他们的气质特质被重塑或良好地适应了。环境因素，尤其是父母的养育方式和为孩子创造的环境体验，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比如跟踪的个例中，有一位高反应婴儿托马斯（化名），在婴儿期（4个月）时，托马斯对旋转玩具和陌生声音反应极其剧烈，哭声响彻实验室，四肢剧烈挥舞，心率飙升到180+。
父母本身也比较焦虑，将托马斯的强烈反应解读为“脆弱”、“容易受伤”。他们采取了过度保护策略，尽量避免一切可能引起托马斯不安的刺激。不邀请小朋友来家玩，不去嘈杂的游乐场，提前离开有陌生人的聚会，对托马斯的任何退缩行为都立刻给予安抚并带离现场。
托马斯进入幼儿园时极其困难，每天分离时都哭得撕心裂肺。在园内，他几乎不与其他孩子说话或玩耍，总是独自待在角落看书或玩熟悉的玩具。拒绝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如合唱、游戏等等。老师反映他眼神躲避，问话回答声音极小。被诊断为社交焦虑障碍。他的“警报系统”因缺乏练习调节的机会而始终处于高度敏感状态，世界在他眼中充满了潜在威胁。
父母的过度保护，虽然出于爱，却无意中剥夺了托马斯在安全支持下逐步面对和适应轻微挑战的机会，阻碍了他学习调节强烈情绪和发展应对技能，反而固化和放大了他的抑制倾向。
而另一位高反应婴儿索菲亚（化名）却走上了不一样的成长路径，在婴儿期， 索菲亚和托马斯一样，属于高反应性婴儿，对实验刺激反应强烈，哭闹和肢体动作明显。父母理解并接纳索菲亚的“谨慎”特质，但认为她需要温和而持续的挑战来学习应对。他们采用“渐进式暴露” + “脚手架式支持” 策略。
比如去游乐场，先抱着她在边上观察其他孩子玩10分钟，然后鼓励她玩入口处熟悉的秋千，下次尝试滑梯，再下次鼓励她和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一起玩沙。或者先邀请一个性格温和的小朋友来家里，父母在场引导简单互动。熟悉后再去对方家，再尝试小群体聚会。
当索菲亚感到害怕退缩时，父母不强迫也不立刻完全撤离，而是共情安抚并提供小步前进的支持。在索菲亚9岁进入新班级时，她仍会有些紧张，需要1-2天观察期，但她能逐渐融入。她不是最活跃的社交中心，但有稳定的朋友。她甚至加入了学校戏剧社，虽然第一次上台紧张得手心出汗，但在充分的排练和小伙伴鼓励下，她成功完成了角色。她的谨慎特质转化为细致、专注和同理心。
父母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挑战”，让索菲亚反复体验“面对轻微不适—尝试应对—成功适应/获得掌控感”的过程。这重塑了她的预期，锻炼了她的情绪调节 和应对技能，使先天的气质倾向没有成为发展的障碍，反而可能转化为优势。
所以高反应性不是缺陷，低反应性也并非完美。关键在于理解孩子的‘神经语言’，然后提供与之匹配的‘环境翻译’——既不强行堵塞通道，也不任其泛滥成灾。
凯根的气质研究对教育实践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它宣告了“一刀切”教育模式的终结，从试图将孩子塑造成某种“理想标准”，转向理解、尊重并智慧地引导每个孩子独特的天生禀赋。
其实许多家长和教育者潜意识里存在一个“理想儿童”模板：外向、活泼、大胆、适应快、不怯场，这种期待给高反应性/内向谨慎的孩子及其家长带来巨大压力，导致强迫孩子参与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活动，比如强迫当众表演、立刻融入陌生群体等等，这反而加剧焦虑，损害其自尊。
我们应该破除“完美儿童”迷思，拥抱神经多样性，根据孩子的气质特点调整环境和互动方式，创造“刚刚好”的匹配，既不过度挑战引发崩溃，也不过度保护阻碍成长。
对于高反应性儿童：
我们首先要接纳与共情： 承认并接纳孩子的恐惧和不安是真实的，而非指责（“你怎么这么胆小”）或否定（“这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让孩子分阶段适应，同时父母要提供脚手架支持，比如面对新环境/新人， 提前告知、提供信息，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到达旁观；面对新活动，先拆解任务，小步前进，以学游泳为例，先在岸边玩水 ，然后家长抱着下水，再扶板漂浮，最后再独立漂浮，每次进步都给予具体肯定；面对社交，可以从1对1熟悉玩伴开始，在熟悉环境进行，逐渐过渡到小群体，避免一开始就投入大型喧闹聚会。
同时， 引导其谨慎特质转化为专注力、观察力、细致思考、同理心（善解人意）。鼓励其在擅长的、感到安全的领域发展自信。
对于低反应性儿童：
父母要建立清晰、一致、合理的规则与界限，明确告知什么是安全的、可接受的行为，什么是危险的、不被允许的；培养其延迟满足与冲动控制的能力， 通过游戏、规则训练培养耐心；也要对他的社交技巧进行引导， 教会其观察他人信号、轮流发言、适度分享、理解他人感受，避免因冲动或“自来熟”引发冲突。同时利用其热情与活力， 鼓励他参与团队运动、领导力活动。
2021年，这位毕生致力于解读人类天性密码的心理学巨人安然离世，享年92岁。他的思想，如同他揭示的气质差异一样，深刻而持久地烙印在发展心理学和儿童教育的版图上。
当年轻的父母们为孩子的“怕生”、“慢热”而焦虑自责，当老师们困惑于同一套方法为何在不同学生身上效果悬殊，当社会习惯性地将“外向活跃”奉为圭臬……杰罗姆·凯根留给世界的启示越发显得振聋发聩。
真正的教育智慧，始于对生命天性的深刻敬畏。
理解杰罗姆·凯根揭示的“气质密码”，并非为了给孩子贴标签，而是为了撕掉社会强加的单一标签。它让我们认识到：
- 差异不是缺陷，而是多样性的源泉
- 教育的目标不是生产标准件，而是滋养独特的灵魂
- 爱的基础是看见并接纳那个最本真的孩子
那些在陌生环境中谨慎观察、深思熟虑的高反应性孩子，他们的敏感神经或许正孕育着未来的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以独特的深度感知和洞察世界。那些无所畏惧、精力充沛探索新天地的低反应性孩子，他们的勇气与适应力或许将驱动他们成为探险家、创业者、改革者，开拓新的疆域。
当我们学会辨识并拥抱这些与生俱来的神经印记，用心去解读每个孩子的独特“神经语言”，教育才真正完成了从“塑造”到“启迪”、从“矫正”到“赋能”的深刻蜕变。